“授课”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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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上课铃,没有班长喊起立,只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一句“开始吧”,中南海的集体学习课程在怀仁堂一上就是11年。

  至今共有140多名老师来到这里,给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高层官员上了82堂课。不过,老师们有一个更谦逊的说法,叫“讲解”。

  自2002年第一堂课“开课”以来,11年间,平均每隔45天,中央高层就要会聚一堂,听讲不同主题的课程,既有“聆教”姿态,亦含“切磋”之意。其中,2006年集体学习次数最多有10次,2012年恰逢中共领导层换届,课程被压缩为4次。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延续了集体学习制度。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半年来的5次学习会,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11年来,请老师们来中南海上课已经成为中央高层官员集体学习的固定模式,它是中央咨询决策、凝聚共识的渠道,也向外界传达了这个国家未来发展动向的重要信号。

  “上课”很紧凑

  2002年12月26日,离正式上课还有一刻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温家宝走进怀仁堂,老远就向许崇德和周叶中招手示意,连声喊“老师好”。让周叶中感到亲切的是温家宝称呼一同前往的许崇德教授为“许老”。温家宝走近后,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今天来听你的课,都是你的学生。”

  不久,胡锦涛迎面走来,首先与许崇德握手,还讲起了许崇德对宪法的贡献。课程原定于下午2点开始,但9个常委和其他100多名听课者1点50就到齐了。胡锦涛提议提前讲,争取让教授们多讲一点儿。

  这是中南海集体学习的第一堂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许崇德曾参与制订“54宪法”和“82宪法”,是宪法学泰斗;而来自武汉大学的教授周叶中24岁就成为中国宪法学学会最年轻的理事,代表法学界的新生力量。

  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堂课,都是在当届一中全会闭幕1个多月后开始的,学习的内容均与法律有关,邀请了法学专家来“授课”,所谓“先学法而后治国”。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是在一中全会后的第3天举行的,习近平表示:“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来开好局、起好步。”这次集体学习没有像往常一样请人讲解,而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谈体会,习近平发表讲话。

  上课的“教室”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可能大家对中南海有很多想象,其实中南海内很朴素,我们讲课的地点在怀仁堂,那里都是以前的老建筑,非常的朴素典雅。”这是中南海留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最深的印象。

  “课桌”则由一圈圈同心椭圆型的桌子构成。一般情况下,听讲人数约有五六十位。“学生”按由外向里、由后到前顺序,依次是各部委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坐在最内圈的前头,讲课专家正好在对面。

  讲义印成了放大版,人手一份,“每讲到翻页处,总能听到齐刷刷的翻页声。”在这里授过课的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黄宗良、时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教授的陈雪薇有着同样的回忆。

  作为参与过授课的少数女性之一,陈雪薇说:“外界可能认为这样上课是务虚的,事实上是非常实际的。我们都掌握了材料和实例,不是在做报告,更不是汇报工作。好比老师们在办公室讨论问题一样,没有什么顾忌。”讲解中,陈雪薇发现中央官员们看着稿子听,非常认真,不时地在讲稿上勾勾画画。

  给中央官员们上了第一课的周叶中也表示:“领导们看问题的角度非常实在,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敏感话题,也没什么禁区,谈的多是热点问题。讨论非常热烈。”

  整个学习时间一般在120分钟左右。通常是每位讲师按照既定计划各讲40分钟,之后30分钟用于讨论和提问,最后由总书记总结发言再宣布学习结束。不过,第一堂课就“拖课”了,周叶中回忆,原定下午4点半结束的课程,被延长到了下午5点多。

  和普通课堂一样,高层讲坛也会有人缺课、早退。黄宗良回忆,自己在讲解《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时,曾庆红和李长春出访在外没能来上课。吴邦国和温家宝则在自己讲解完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他从新闻中得知:吴邦国和温家宝“早退”是因为还有其他的重要国务活动。

  有时学习结束后,讲师们还意犹未尽。2003年“SARS”来袭时,到中南海讲课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就在结语时表示,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

  也有“学生”会主动要求“开小灶”。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就在课后和胡锦涛单独交流过金融安全的话题。

  中南海学习的课程表涉猎面极广,其中经济、法律议题出现的频率最高。此外,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热点话题也是高层讲坛不可或缺的部分。

  与此前不同的是,新一届政治局这半年的5次课程,除去第一次集体学习未从外部请讲师、由习近平担任主讲外,第三、四次集体学习的“授课者”,也并非专家学者,而是中央部委的部级官员。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这种现象以前很少见。事实上,在前两届77次学习中,授课老师出现官员身影的情况只有两次,分别在网络技术问题兴起之时和奥运会前夕。

  “备课”很复杂

  走进中南海,成为不少老师们履历中的重要一笔。可是,当他们站上高层讲坛之前,需要如何“备课”呢?

  从程序上看,中南海课堂是“先定题,再选人”。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研室和相关部委机构共同牵头组织,先协商出一个意向性的题目或是由高层亲自点题,然后报中央审批,批准后再确定主讲人。

  “想要走进中南海,首先要是某一领域里最好的专家,政治上也要可靠。”曾于2006年为集体学习做过讲解的徐勇表示。

  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是中共党员,所获的国际、国内荣誉不胜枚举。到中南海讲课的老师半数以上都拥有海外留学或担任海外访问学者的背景。在140多名走进过中南海的教授、研究员中,只有6名为女性。唯一的一名副教授林坚,来自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

  从每堂课的讲师配置来看,常常是由两名老师同时授课,年龄结构上“老、中、青”兼备,主要集中在45至55岁之间。最年长的有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许崇德(当年73岁),年轻的有“60后”张西明(当年38岁)。

  据统计,中国社科院获邀参与授课的人次最多,达31人次。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获邀参与的比例也比较高。

  其中,只有8位有过重复授课的经历。去年年底刚给新一届高层讲解“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王一鸣,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是他第三次给高层上课。面对媒体的采访要求,王一鸣表现得相当低调,“我事先答应了要保密,我得遵守纪律。”

  被邀请的专家、学者多以教授、研究员的身份进入中南海授课。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其所在单位拥有一定的领导职务,比如中国社科院所长等;亦不乏一些专家学者由仕途转向学术,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曲青山原为青海省委常委;农业大学教授程序原为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袁振国原为教育部社科司司长;社科院研究员裴长洪原为杭州副市长;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员栾恩杰原为国家航天局局长。

  不过,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葛忠明表示:“事实上,从国务院到各个部委都有自己的专家组,但它们的问题在于,跟政府关系太过紧密。”他认为,决策者需要倾听客观的、准确的事实。

  定好人选后,给老师们“备课”时间并不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在2007年11月接到了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电话通知,此后半年他都在紧张的准备工作中。而周叶中则回忆说,自己在接到讲课任务后,只有15天时间备课。

  在中南海上课被视为殊荣,因而竞争也十分激烈。有些时候,课题组不止一个,颇有些竞标的意味,谁准备得更好,就让谁上,另外也可以在意外情况下做应急候补。

  进中南海授课,在程序上主要由推荐主讲者、选拔主讲者、撰写初稿、几轮甚至几十轮讨论修改、定稿、正式讲课座谈等环节组成。“每一句话、每一个提法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我对讲稿进行了反复修改10多次。”周叶中说。

  正式上课前,还要经过三轮试讲,课题组成员、相关部委官员和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都会到场听讲。从讲课内容到语言表达——包括语音、语调、语气、语速等——都有专人提供指导意见,老师须练习到各方面都满意为止。

  “课后”有深意

  下课后,老师们坐着黑色小车从中南海西门离开,留下的上课内容则成为外界观察中南海动态和决策的风向标。

  由于中央政治局每次集体学习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因此海内外的观察人士已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作为透视中国动向的一个窗口,从讲课时机和主题确定,以及集体学习后已成惯例的总书记总结讲话中一窥政策动向。

  “从中央政治局11年来的课程以及所出台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体趋势:当年讲课的内容,都是一段时间内中央政治局比较关心的问题,制定政策也好,做决策也好,都需要事先进行学习,于是就请学者或者专家来讲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说。

  “集体学习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以前只学法律,就叫法制讲座。1989年江泽民任总书记后基本上是每年1~2次,每次是一个人主讲。”在中央集体学习形成制度前,就参与了两次法制讲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解释说。

  经济观察报记者查阅新闻发现,几乎所有的地方党委也都进行了类似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专门请曾给中央政治局讲过课的专家前去授课。

  而讲师们把到中南海授课看成使自己的所学所研发挥影响力的途径,个人的学术思想能够经由决策走向实践。

  两次走进中南海上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就曾表示:“经济学家影响政策通常有三个途径:第一,做行政官员,把自己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转为国家政策;第二,给政府做顾问;第三,做研究并发表相关的文章和报告,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蔡昉无疑是第二种和第三种路径的最好结合者。除了在中南海上课,他还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等身份,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

  授课老师的前途也颇有意思。近日,刚刚履新北京市委常委的李伟,2010年在中南海上课时还是中宣部副秘书长兼任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后调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早在1994年就进入中南海参加法制讲座、时年39岁的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2004年授课时还是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在三年后正式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并于200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外,为数不多的女性讲师江小涓,从社科院研究员到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再至国务院副秘书长,如今已列席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惟一的副教授林坚虽然没有从政,但是在授课一年后被评为教授职称。

  当然,近期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的衣俊卿也是中南海讲师中的一员。上课时,他还只是黑龙江大学校长,三年前他从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上调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另外,中南海讲堂上也衍生出副产品。比如曾经在央视热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就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颇有渊源。

  据《大国崛起》总编导任学安回忆,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他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这条新闻,因此产生了做一个记录片的兴趣。该纪录片正式进入筹备阶段后,任学安还请了当时为中央政治局讲授这个主题的北大教授钱乘旦担任了学术指导,参与了片子的创作工作。(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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