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大学”联弹” 弹出好曲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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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苗圃计划”、陕西“春笋计划”、北京“翱翔计划”……高中与大学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的试验走向深入

高中大学“联弹”,弹出好曲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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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石 绘

  ■本报记者 俞水

  6月,同济大学招生办与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正式在虹口区启动同济大学“苗圃计划”,携手知名高中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不久前,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首师大附中等示范性高中的中招咨询会上,特色实验班的展台前人头攒动。其中,高中与大学合作是实验班的重要内容,吸引了大批家长,报名现场十分火爆。

  近几年,高中与大学合作进行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探索不断涌现。例如,北京市“翱翔计划”、陕西省“春笋计划”、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等相继开展。教育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随着探索时间的增长和探索模式的增多,关于这种尝试的思考逐渐深入,一些瓶颈问题也随之凸显。

  1 创新人才的老师谁能做

  善于培养大学生的高校教师指导起中学生未必会变得轻松。类似的困惑在高中教师中也存在:“如果我自己不是创新人才,那我怎样带好创新班?”

  5月27日,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学生朱逸菲在同济大学建筑创新大赛上表现抢眼。虽然只有高二,她的身份却是晋元高中结构创新队的“辅导老师”。能够成为师弟师妹们的“小老师”,是因为去年9月,她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举办的“中学生结构设计邀请赛”上夺得了大赛二等奖,直接获得了同济大学自主招生的“校长直荐资格”。

  朱逸菲在结构设计上“冒尖”,得益于同济大学与晋元高中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的合作。2010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与晋元高中合作开设“结构创新实验班”,共建“结构创新实验室”,组成了院士、教授、研究生的师资梯队,对学生进行授课和科研实践指导,开展大学与高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合作。

  在朱逸菲看来,进入“结构创新实验班”这个小“特区”,最让她受益的是第一次与大学名师近距离接触——在同济大学学生眼中都是明星教授的土木工程学院朱慈勉教授,连续两个学期,为朱逸菲和她的同学们系统地上了一门“结构力学”。

  无论是朱慈勉对结构的深刻理解,还是在讲台上的神采飞扬,都让朱逸菲颇感过瘾。朱逸菲立志,日后要成为一名严谨的结构设计者。

  “在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大学的优势除了有先进的实验条件和良好的创新氛围,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了解科学前沿、会提出科学问题、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师资。”“春笋计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卫平说,“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克服困难的意志都会影响学生,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养成。”

  “然而,绝不是说善于培养大学生的高校教师,指导起中学生就会变得轻松。”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专家吕恬生教授10年前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指导中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在他看来,既然引领学生进行科研实验的目的在于体验科研过程,以培养思辨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观察能力、创新能力,那么指导老师除了具有较高的理论功底之外,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开阔的视野和敏捷的思维,以实现在培养全过程中对学生的启发。“可是,对于很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来说,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吕恬生说。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所言:“多数大学教师对于指导中学生,并不在行。”

  类似的困惑,在高中教师中同样存在。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与上海交大的合作已有3年,其间,该校“科技创新班”班主任柯立新最大的困惑是,“如果我自己不是创新人才,那我怎样带好创新班”。

  石家庄一中“创新英才班”通过为学生配备导师、选聘高校教授开课等方式探索贯通式培养,班主任李凌起说:“虽然我从事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多年,但带这样的实验班还是第一次,自身理论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不足,是我最头疼的问题。”

  “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对于创新人才的影响居于第一位,且是综合系统的、长期的。”林崇德说。

  因此,胡卫平认为,在高校与高中的合作中,要充分挖掘师资力量。例如,引导大学教师了解中学教学实际,使他们的指导符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中学教师要进入高校实验室参加科学研究,高校应组织力量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性学习指导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学生人格养成、能力养成、创新思维养成等方面的交流和探讨也十分必要,需要进一步推动。”多年参与高校与高中合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教师吴晓玲说。

2 合作培养的“度”如何拿捏

  课程共建中,尽量不要把大学课程提前下放,而是将中学没有挖掘到位、大学阶段又特别需要的能力作为培养重点。

  “虽然我们与一些高校有合作,但多停留于讲座层面,并不系统。”一位高中实验班的班主任对记者说,浮于表面的合作,无法实现预期效果。

  高校的探索者则有着自己的顾虑:对于高中阶段的人才培养,高中才是主体,并非大学的核心工作。那么,合作的“度”究竟该如何把握?

  当前,高校与高中开展贯通培养合作,主要方式包括:教授团进入高中开展讲座或引领学生进行科研实践、实验室共享共建、优势项目共建、社团共建、开设夏令营等。

  以上海交大为例,近5年,由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千人计划”、“长江学者”、“973”首席科学家等大牌教授组成的“教授团”为中学生开设高水平讲座250余次,近3年共开设中学生自主特色实验项目124项。

  对于以上方式,有3年“科技创新班”班主任经验的柯立新比较熟悉。他所带的班级,高一阶段,每周有一个下午是“交大时间”,内容主要为科学报告;高二阶段,“交大时间”的内容主要为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柯立新认为,这一层面的“度”还是容易把握的,这种方式并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还对学生开阔视野、增强兴趣、提高实践能力有帮助。

  “关键在于更深层次的课程共建如何科学化。”同济大学“苗圃计划”基地校上海曹杨二中校长王洋说。

  据了解,随着高校与大学合作探索的推进,课程共建越来越普遍,一些高校与高中纷纷开设先修课程,探索学分互认。

  王洋认为,保证科学开展此类先修课程的前提是“明确目标”。“高中与大学的合作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十分重要。同时,我们要搞清理工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过程中缺什么?缺少想象力、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合作是否科学,要以是否实现以上目标为判断依据。”

  因此,“大学与高中共建特殊课程尽量不要把大学课程提前下放,而是将中学没有培养或挖掘到位、大学阶段又特别需要的能力培养类课程作为重点。”王洋说,“高中仍然是学生打基础的阶段,不能脱离高中现实,需要慢慢探索,不能操之过急。”

  对于先修课,吴晓玲也表示:“先修课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养成是否真的有益?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应试?这些都值得思考。”

3 是否应该与高考挂钩

  有学者质疑,大学以实验班为名提前“圈定生源”,是明显的“掐尖”行为。一些探索者则认为,只有在招生环节上寻找改革空间,把学生为高考反复操练的时间让渡出来,才更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创新的条件是允许犯错误,需要自在感和闲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说。

  王洋并不讳言,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教改探索者正是遭遇了这种关于“自在感”的困惑。“原因在于家长们有着更‘高’的要求——最后评判实验班是否成功,往往还是看学生高中毕业后能升入哪所学校,或者取得什么样的高考成绩。”王洋说。

  应试给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的压力,胡卫平感受更深。虽然“春笋计划”力推在高校专家和高中相关教师的共同指导下,高中生直接进入高校实验室进行课题研究,各基地校也在研究性学习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但胡卫平发现,只有学生非常喜欢这种学习方式,很多家长认为参与“春笋计划”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因此持反对意见的较多,基地校也希望“春笋计划”能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提供便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我和父母都担心,如果没有取得科研成果又影响了学习成绩怎么办?虽然,我们都知道创新思维的培养对我的未来更有好处,但我们还是希望走一条稳妥的路。”

  在一些人看来,既然高考在一定程度上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产生了阻力,那么,是否可以在招生政策上作出突破?

  今年3月,同济大学推出的“苗圃计划”正式提出了这种尝试——进入“苗圃基地”的中学生在接受相关训练后,如达到该校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不仅可获同济大学自主招生的优惠政策,在进入同济大学后,还可对接学校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或优先进入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据同济大学招生办主任廖宗延介绍,例如,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与上海曹杨二中共同选拔出40名学生进入“苗圃基地”,对学生集中开展能力训练,这些中学生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同济大学参加创新训练活动。“苗圃基地”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进行动态考核,最终选拔出20名学生,给予其高考的优惠政策,只要达到一本线就可以被同济大学录取。而正常情况下,被同济大学录取需要高于一本线四五十分。

  “高三学生基本都在重复强化前两年的学习成果,为的是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廖宗延说,“我们希望为少部分具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潜质的学生,让渡出应付高考的时间,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到感兴趣的专业和为将来发展打基础的英语、计算机等专业上。”

  正是这项指向高考招生改革的尝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一些学者质疑的是,有的大学以实验班为名,提前“圈定生源”,把举办实验班作为一种抢生源的手段,这是高校明显的“掐尖”行为,且有违公平。

  “只有在招生环节上寻找改革空间,才更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廖宗延认为,“我们把这个培养计划命名为‘苗圃计划’,就是因为联想到,以前,中学老师就像种瓜的瓜农,而一些知名大学不参与培育,只管挑瓜,根据高考成绩拼命抢高分学生,那才叫‘掐尖’。”

  在王洋看来,正是这种招生政策让高中教改的探索者少了很多束缚。“如果让进入‘苗圃基地’的学生拼分数,因为他们本身成绩就比较好,名校录取率应该不相上下。”

  “每一所高校都希望招到好生源。关键在于判断‘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只是比分数、比状元数,我们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尝试。我们只是希望招到符合同济大学定位的学生。”廖宗延说。

  其实,就算没有明确的招生优惠,众多高中与高校合作举办的创新实验班的学生,在自主招生中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例如,记者了解到,某高中毕业班,一位大学教授指导的8名学生中,2名学生被保送,其余6人都通过了合作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记者在北京市某示范性高中的招生咨询会上也了解到,该校被市教委批准创办的“科学创新实验班”中,与高校的合作也是其亮点,而“通过进入高校实验室,在教授引领下做科研课题,会在自主招生中享受优惠”,是该校“科创班”教师向家长们介绍情况时重点提到的“优势”所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高校与高中开展早期人才培养合作中的一种默契。

  事实上,因招生环节而产生的质疑不仅针对大学。很多家长表示,高中与高校联手开创实验班,实际上也是在为高中增加招生的筹码。

  例如,在石家庄,石家庄一中、石家庄二中、河北正定中学三强鼎立,衡水中学更是声名远扬,在全省范围内招生,高中对优质生源的争夺十分激烈。李凌起说:“在高中过度竞争的背景下,没有招生因素并不可能,但问题的关键是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只管招进来,而不注重对学生的培养,那就存在问题了。”

  对此,林崇德表示:“招生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根据某种尝试是否与升学有关系就作出是非判断,对于各种尝试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应该给予一定的空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市开展的“翱翔计划”一直以来争议较小。此计划作为北京市教委重点资助的项目之一,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高校、科研院所、区县教委、示范高中校相关人员共同参与,面向高中一年级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培养。

  关键在于,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在计划开展之初就强调:“‘翱翔计划’不与任何考试评价机制挂钩。”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张毅向记者表示:“该计划今后也不会特别设定高考中的优惠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认为,“翱翔计划”的争议较少正是因为其第三方身份。其实,国外的一些做法,例如大学认可先修课学分的争议很少,就是因为认定先修课成绩的是第三方。需要注意的是,在高校与高中的合作中,尤其是涉及招生的环节,如何保证过程的公正与标准的科学、公开,是改革的关键,需要改革者进一步探索。

4 评价标准与机制亟待突破

  成绩好的学生是否就具有创新潜质?判断创新班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学生考上哪所大学?高校教师参与这一探索仅仅凭借兴趣和责任感?

  记者在北京市多所开设特色“创新实验班”的示范性高中网站上看到,招生简章上并没有对实验班学生的选拔标准明确公布,记者电话咨询招生部门发现,有的学校要求理科竞赛成绩,有的学校只要求参看初三的“一模”成绩,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创新班”里往往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呈现出何种特点,很多学校并不明确。而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在一个多样化的、自然化的生态环境里,学生不应是同质化的统一模式,这也给如何在选拔阶段制定评价标准带来了难度。”刘云杉说。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科技创新班”经过3年实践,40名学生所做的课题,获得区级以上奖项的有120人次,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也表现优异。但是,班主任柯立新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评价标准。3年中,他探索了包括常规学业评价、研究性学业评价、社会实践评价、创新活动评价、日常行为规范评价、心理特征跟踪评价、自主管理评价、个性特长评价8个评价指标。柯立新说:“一些环节不易操作,且没有横向比较的样本,需要进一步探索。”

  同济大学“苗圃计划”最终如何选择获得招生优惠的学生也同样面临评价难题。廖宗延介绍,除了参考学生平日里的学业成绩,还将参看“苗圃基地”的学生拥有的3个档案:学生的成长手册,记录学习体会;班主任的管理手册,记录学生的品德状况;参与合作培养的同济大学教授的记录手册,呈现学生的见解、对学科的兴趣、科学活动表现等。“对于创新能力的量化衡量标准,我们还在探索中。”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熊海贝说。

  “成为拔尖创新人才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高中阶段只不过是为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如何评价创新班的尝试是否成功?仅仅是以学生上了哪所大学来评价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李凌起说。

  对于机制层面的欠缺,很多实践者也感受颇深。

  “我们现在指导高中生,不算工作量,没有相应的机制支撑,往往都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责任感在做。”一位大学教授说。

  胡卫平说:“‘春笋计划’实施过程中,高校教师往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甚至自己投入了一些费用,但在学校里得不到认可,甚至会被评价为不务正业。”

  “其实,如果能够有机制与经费的支撑,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的教授有时候出去上半天课有上万元的收入,而现在就仅仅有一点课时费。”吴晓玲说,“我校还有相关项目的经费支持,可对于多数高校来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在胡卫平看来,这与当前高校的评价制度密切相关。“我国当前对高校教师的评价都围绕课题、论文和获奖,而不是关注为人才长远发展作出的贡献。高校的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评价、对重点实验室的评价,也不以对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为指标。”

  除了评价与机制,一些探索者还提出,当前大学资源有限,能够享受到大学资源的中学生仍是少数,如何使大学资源对中学生的引领实现点面结合?一些高校创新教育师资、硬件等本就有限,在校内尚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学、中学及教育部门如何在早期人才培养上共担责任、相互协作?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高中和大学都适合进行这种合作,这种创新不应成为一种竞相追逐的工程。同时,中学阶段是学生兴趣的探索期,如何激发更多学生的兴趣和创新能力,给所有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也不应该被忽视。”曾晓东说。

  《中国教育报》2012年6月30日第3版

Im linken bildteil andere sieht man johannes, der das geschehen beobachtet

评论

太好了,沙发还是空的,要抢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