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五大热点关系国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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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3月12日讯(记者 李昭)教育寄托着民族的希望,关系着国家的未来,百年大计,时不我待。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来自各界别的政协委员,纷纷就老百姓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出谋划策,集智献力。

热点一:教育经费

做好经费监管 向老少变穷地区倾斜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由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等原因,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经过19年的努力,中央财政终于在今年兑现了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承诺。

在5日下午的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曾有委员感性的将它称之为“二十年一盼”。“我当代表委员近20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66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也难掩兴奋。讨论时很多委员桌前都摆着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在21页的“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段话下面特意画上了重重的标线。

在欣喜的同时,很多委员也表示对经费落实并不乐观,“对4%我不是完全乐观。”一向以敢言闻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同时他也提出了质疑,“中央已做了安排,地方能做到吗?上面说了下面没做,有的挪用了,有的玩数字花招儿”。“如何切这块蛋糕,并不简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也表示担忧。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安排约21984亿元人民币,接近2.2万亿。这样一笔巨额经费究竟能否落实?又应该如何支配?在3月7日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做出了回应。

“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应该写入《教育法》”,“4%的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但它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教育经费,它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能不断提高”。

“虽然从总量来说,教育经费增加了很多,但教育薄弱的环节也有很多,如何把教育经费花在刀刃上?”张少春强调,为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投入将在使用结构方面做好设计。从教育种类来看,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加大。从区域来看,教育投入将向老少边穷和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倾斜。

张少春还谈到,要高度重视教育经费监管工作。一方面必须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的基础工作,避免浪费、截留、挪用、虚报教育经费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加强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使用的督导。

“落实4%和使用好新增的教育经费,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把总理对全国人民做出的承诺落实好,把好事办好,把钱花出效益来。”张少春说。

热点二:异地高考

鼓励积极推进 有条件准入

今天“两会”伊始,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同时他也解释,“我们鼓励的是要积极推进,要有条件的准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到一个城市来读书,这个是不可能的,条件嘛,就是城市的承载能力,这个要有条件,另外家长要有条件,家长在这里务工在这里工作,第二个就是孩子得有条件。”

虽然袁贵仁部长一再强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考试的问题,但这无法代替“异地高考”这个通俗说法的流传广度。

“异地高考”政策,让政协委员纷纷发起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表情振奋,“我很高兴看到山东省率先走出这一步,因为农民工子女应该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朱清时认为,各个城市都应该走出这一步,这样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但也有政协委员提醒,异地高考问题复杂,各省情况不同,要在全国推行还面临一些难题,需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认为:“要设一些准入门槛才行,因为任何改革都不能大规模进行、敞开了去做。它是个方向,但需要分阶段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

对于“异地高考”的推进进度,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测算,但要提出什么时间完成”,时间表的“最后实现年限”则由当地政府决定。

杜玉波坦言,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他承认,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为解决“异地高考”难题积极献策,“从操作来讲,有一定的复杂性,地方政府应该对本地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有一个标准,家长是什么人,工作怎么样,多少年,孩子受教育的程度。第二个,就是一个如何甄别,这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当然教育部也有责任,实施之后,北京上海肯定考生就增加,是不是就应该增加这些地区的录取指标。不影响这些地区本来的考生,这么做,这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还存在着诸如“异地高考”的门槛如何设置、如何兼顾本地户籍考生的正当权益、何时开始实施等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诚如杜玉波强调的那样,“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异地高考政策”在经过“专家间讨论,之后递交教育部讨论,再经各部门和各省讨论,然后再上报决策”的过程之后,终归会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热点三:校车安全

校车覆盖是系统工程 鼓励就近入学

2011年11月,甘肃正宁校车事故造成21人死亡;2011年12月,江苏徐州丰县校车事故造成13人死亡……在过去的一年里,频发的校车事故一次又一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强调,校车安全首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政府的重视程度之高,也说明,表面是校车事故,引发出来的却是更为复杂的如何办学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律协副会长施杰自去年开始一直在为呼吁平安校车奔走。“校车安全问题能进政府工作报告,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足够重视,这也是政府注重民生的一个表现。“施杰委员说。今年的政协会议,施杰委员的关注重点之一,依然是校车安全。他认为,校车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仅仅买几辆校车就了事。为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不可盲目并校,而是应根据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否留守的情况,更新现有学校网点;第二,尽快颁布实施校车安全条例,进一步保障学生上下学途中的安全;第三,在推行平安校车的同时,可以大力推行寄宿制度;第四,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在父母打工地就近入学;第五,下大力气改善乡村地区交通落后的现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蓝同样认为校车整顿是一项系统工程,她表示,在确保安全的校车到位前,应当有过渡性措施。只要考虑及时、组织到位,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配套资源,加快立法保证校车路权,制定校车安全技术标准,规划校车运营线路,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校车服务领域,并在税收、融资、贷款等方面为校车经营实体提供优惠和保障,按照“农村优先,西部优先,少数民族地区优先”的工作程序,覆盖城乡的中国校车体系应该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也十分关注校车安全问题,但在政府承担责任方面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校车问题与《义务教育法》不够完善、贯彻的不够彻底有关。现在关于校车问题进行的讨论,基础观点在于校车应该由学校或政府统一配备,但实际上《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学生应就近入学,如果这一点能够贯彻实施,那么除了农村地区以外,义务教育本身是不应该提供校车的,当下对于校车的现实要求超出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热点四:学前教育

政府加大投入 探索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学前教育欠账甚多。2008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47.3%,未能达到“十一五”规划55%的目标。在农村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针对中国的学前教育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蔡克勤曾做过一项调查,“首先是入园贵,现在的学前教育收费,已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程度!”蔡克勤在北京的朋友告诉他,家里小孩一个月上幼儿园的费用要5000多元,“还说这样的幼儿园在北京不少。”而在浙上广等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年收费达10万元的“天价幼儿园”,蔡克勤感慨,“这幼儿园收费都远超过大学学费了。”

何时才能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普通百姓何时能享受到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针对这些老百姓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副主席安信义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远低于国际3.8%的平均水平,虽然国家财政给予了支持,但是对庞大的幼儿群体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加大投入还是首要任务,建议明确GDP与学前教育的投入比,规定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最低比例,鼓励一些省份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安信义说。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曾提过一个提案,也是建议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她表示,为学前儿童做好入学准备非常重要,很多孩子入小学前没有受到最基本的学前教育,最后导致学业失败。但是不同的是,她明确建议仅纳入一年,“我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这个责任,把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系统。但我本人并不主张把整个学前三年都纳入义务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义务教育的意义不光是免费,还是一种强制,对太小的孩子来说,家长还是要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各地的入园难实际上都表现为入公办园难。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认为,“国家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仍需加强,对民办学前教育,要有政策扶持。”她表示,现在南京给适龄儿童发放“入学券”,是个不错的办法,如果试行良好,建议在全国推广。

热点五:民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应消除政策歧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各级各类教育领域”。全国政协委员的分组讨论会上,关于民办教育的讨论也十分热烈。

在全国政协委员、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看来,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整体水平不高,需要出台促进民办教育的政策和落实细则,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对教育投入的热情和步伐,充分调动各种机制和力量兴教办学的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但是实践中,因为政策对投资回报的收紧、行政的过度管理,投资者对民办教育的前景却并不看好,全国政协委员、民生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李学春介绍,自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民办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去年出现了大的拐点,许多投资国内民办高校的境外资本退市、退股,国内很多学校也纷纷被出让。他呼吁教育部采集多方面的信息,进行全面调研,制定有利于民办教育的决策。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也认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不容乐观,一些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限制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包括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地位尚不明确,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制度尚未建立;与公办学校等政策待遇尚未落实;民办高校发展所需配套制度亟待完善。

3月9日,在“政协委员谈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也表示,促进高等民办教育发展,首先应尽快清理相关的歧视政策。

同时针对投资回报的问题,他建议,应该探索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盈利性还是非盈利性,这些问题有些争议,但是要先做起来,先往前推进,有些遗留问题可以在过渡阶段,通过政策去解决,这个还得尊重历史,尊重民办学校初始创办人的利益和贡献。

分类问题做好以后,政府对于民办高校,对于民办教育的政策扶持、财政支持就有了基础和依据。同时,民办学校的法人地位属性以及他的会计制度,一些资产的管理制度,还有税收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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