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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大家谈·减负（专家篇之四）

减负需要一次教育观念的新启蒙

　　■倪闽景

　　过重的课业负担给孩子带来的教育问题大家心知肚明，但谁都不愿意从自己的孩子开始减负。过重的课业负担真的是多发病、常见病、诊断确凿的慢性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只能控制，无法治愈吗？对此，我有四个基本判断。

　　其一，简单地降低高考、中考难度，不可能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试想高考就考一门，就考语文，语文就考一项内容，就考写字，写字就考写一个字，比如大学的“大”字，按照这个办法有些人能上北大、清华，有些人上不了大学，相信全国的孩子都会疯狂地陷入相对应的更无聊的应试训练当中去，负担一点儿都不会轻。这个判断告诉我们，学生学习负担本质上不是考试的难易问题，恰恰是学习意义的问题。所谓的负担重，不如说学习没有意义，我们要思考与改进的是如何让孩子们学得更有意义，也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高考、中考除了选拔，还有其他意义吗？

　　其二，即使社会大环境没有太大变化，通过基础教育系统内部的改进，是有可能大幅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我们总责怪社会用人制度和高考选拔制度最终导致了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大家都寄希望于大环境的改变，但是这个大环境短时间是不会有变化的。因此，基础教育界不能等待，需要主动改进。从课程内容方面看，难道我们的孩子不能借助新技术，少学一点机械的东西吗？比如数学，如果用计算器，孩子枯燥的加减乘除、因式分解、解方程组就可以大大减少，从而让孩子们更多地去做他们更需要做的事。从教学方面看，难道我们不能少讲一点，少布置一点作业，少一些统测统考，从而让孩子们更多地思考、沟通和运动吗？这两件事与社会大环境没有关系，我们自己能做到，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

　　其三，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对区域与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价是核心。学校是教育的专业机构，需要用专业的评价来约束，这个专业的评价，必须从原来只关注学科成绩、比升学率的状态里跳出来。上海推出的学业质量绿色指标，把学生的学业负担、身心健康、师生关系都纳入学校和区域教育质量的评价范畴，就是要教育者知道，学习是有代价的，只追求学业成绩好了更好，无视学生的全面质量提升，是有风险的。

　　其四，在不能全面减轻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从小学开始。负担是有一个合理梯度的，年龄增大，负担逐渐加重，到了大学，优秀的大学生负担应该很重，这是才情、责任与能力的体现，但是小学生是不允许也是没有必要负担那样重的。上海最近推出一系列针对小学阶段的措施，就是期望让学业负担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梯度上来。比如幼小衔接项目，是小学向幼儿园靠，有些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刚开始的两个月里不用孩子背书包上学。再比如小学快乐活动日，就是拿出半天时间不上课，让孩子们参加体育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让更有意义的活动来替换过多的课堂教学。

　　由此，减负需要一次教育观念的新启蒙。要让所有校长、教师明白，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在减负上有所作为的；也要让全体家长明白，只关注学业成绩是有风险的，而不是成绩好什么都好；更要让各级行政部门领导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质量。（作者为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

　　《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23日第1版

　在进入暑期，各大医院眼科人满为患，到处是散瞳、配镜的中小学生，一条“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的微博，引起大量关注。各种质疑声中，媒体忙着报道新版眼保健操与旧版的区别，以证明脏手不至于致眼病，专家也忙着出来科普，指出用常识代替科学论据是毫无根据的情绪化判断。

　　其实，与其争论眼保健操是否是个人自创，是否单方面推行，是否对预防近视有效，还不如呼吁教育主管部门来褒奖那些学生近视率低的学校。

　　不能说学校对学生的视力不重视。校园里每天定时做眼保健操，许多学校的桌椅大部分也换成了可调节高度的，每个学期的身体检查必定有视力检查。但是，检查之后的结果呢，无非就是一张告知书，附带一张如何防止近视的宣传页，上面会有治疗机构的地址。一年年，近视的学生越来越多。

　　据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报告显示，各学段学生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7~12岁小学生为40.89%，19~22岁的大学生达84.72%，各年龄段学生近视的概率都比5年前有所增加。不过，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大城市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学生。这正好与大城市中小学生普遍在校时间过长、体育运动时间少正相关。

　　大约一个多月前，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阳光照射可以生成一种多巴胺的物质，这种物质可避免眼轴变长，防止进入眼睛的光线焦点扭曲。而东亚的中学生，由于忽略户外活动而沉迷于看书、玩电子游戏或看电视，90%都患有近视。比如，新加坡小学生平均每天只有30分钟待在户外，因此有90%青年人近视。而澳洲儿童的近视率仅有10%。英国儿童的近视率约为30%~40%，非洲儿童的近视率“几乎为零”。在这项研究中，中国已经进入全球近视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从国内城乡的对比，和科学家的研究可以看出，户外活动对青少年视力的影响至关重要。可在校园里，学生室外活动的时间挤到不能再少。

　　以北京的小学为例，大部分学校的操场功能，只是做广播操和上体育课。课间，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大部分学校都禁止学生到操场活动。当然，很多学校四五层楼高的校舍，学生能在十分钟内到操场上玩一会儿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午餐和午休时间，操场依旧是学生的禁区。

　　2011年，教育部曾制定并印发了《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但是，各地在落实中，是否只是落实在课程表上？在北京一些小学的课程表中，每天下午的第三节课都写有体育锻炼课，可孩子们却在这几个字旁边标上语文、数学或者英语，这节课已经变成了它些知识类课程老师的自留地，他们利用这节课给学生们讲题、答疑。即使不被挪用，学生也要坐在教室里写作业、看书。

　　大胆设想，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把近视率作为评价一所学校的指标之一，出台一些政策褒奖那些在控制学生近视率方面做得好的学校，将能鼓励学校增加学生的室外活动时间，组织他们多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同时，学校也会有积极性指导家长如何帮助学生科学用眼，防止近视。（李新玲）

热点大家谈·减负（专家篇之一）　　

减负需要在制度更新上下功夫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顾明远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已经喊了十几年，为什么至今减不下来，反而越演越烈？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也有教育内部原因。

　　社会原因是，教育是社会分层的基础，特别是当前社会分配差距太大，因而社会的激烈竞争转移到了教育上，家长总希望子女将来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唯一的出路就是考上名牌大学；从群众观念心态上来讲，重学术轻技术、重干部轻职工的思想根深柢固，再加上分配制度不公，造成了追求高学历的群众心态；这种群众心态又反逼各地官员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它作为政绩指标，再把这个指标压到学校和教师身上，最终压在学生头上。

　　从教育内部来讲，主要原因是发展不均衡，造成择校成风；其次是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方法落后，许多教师不相信也不会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教育质量，只是依靠增加练习，增加作业来提高考试的成绩；高考、中考指挥棒及各种评价制度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使得教师不敢改革创新；同时，长期以来在教育制度设计上，重普教轻职教也是造成教育过度竞争的原因。

　　无论是社会原因还是教育内部原因，都有教育观念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的制约。教育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是潜移默化的，不可能靠行政命令或者说教宣传来解决，必须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解决。因此，制度更新就是减负的关键。

　　要真正减负，需要在制度更新上下功夫，全社会努力，综合治理。

　　第一，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力度，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上架起“立交桥”，取消职业学校的中考和高考，实行注册录取，同时加强职业院校的领导，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起点工资。采取这些措施来吸收青年上职业院校，减轻考试压力。

　　第二，尽快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用非常规的办法改造薄弱学校。例如选调名校长和优秀教师到薄弱校任教，在薄弱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等改革举措，迅速改变学校的面貌，使家长对学校有新的印象，建立新的信任。

　　第三，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特别要树立良好的师德，关爱每一个学生；改善教育教学方法，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善于和家长沟通，让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了解学校的发展，增加家长对学校对老师的信任感，减少择校的压力。

　　第四，改革评价制度，用发展性评价来评价学校和教师。条件差的、生源差的学校有了进步，就要加以奖励，职称评定、奖金等向这类有进步的学校倾斜。

　　第五，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以各种竞赛和奖励为入学的条件，规范各种竞赛和评奖活动，规范校外补习教育市场，取缔伪劣的教辅材料。

　　总之，只有学校有了改善，教育发展趋于均衡，教育质量有了提高，学生有了多种渠道的出路，家长的观念才会改变，社会心态才能趋于平稳，学生的学业负担才能减下来。

　　《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16日第1版

我们可能对公立教育有所逃避，但并不意味着“在家上学”就能替代学校教育，也不能用过于浪漫主义的眼光把“在家上学”看成乌托邦。

　　“在家上学”风生水起

　　每个人总会有不同的选择。

　　袁鸿林，王晓峰、徐雪金、姚泳光……当这些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在家上学”的实践者队伍正变得日益庞大。从家塾和私塾，再到微型学校，“在家上学”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在公众或支持、或狐疑、或反对的目光中，“在家上学”风生水起。

　　袁鸿林算是国内“在家上学”的先行者了。他曾在北京大学(微博)、南开大学(微博)读书，在高校教了一段时间书以后下海经商。在其所著《14岁都能上大学》一书中，记录了女儿袁小逸“在家上学”的情况。袁小逸曾经去幼儿园上过一年学，在这一年中，袁小逸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不愿去幼儿园，还经常生病。于是袁鸿林便把女儿接回了家，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来进行教育。

　　无独有偶。2011年底，一个名为“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的出现吸引了很多家长(微博)的眼球。网站的创办者叫徐雪金，他希望“在家上学”的家长能通过这个平台即时沟通，寻找志同道合者。

　　《在家上学——叛离学校教育》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新玲认为，有些孩子并非在学校上学不适应、不愉快，而是他们的家长认为学校教育不能达到自己对孩子的要求，不能让孩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样子，于是选择“在家上学”。

　　支持个性？

　　“差异性的发展”是支持者们认为“在家上学”带给孩子的最重要的益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表示，“在家上学”作为现代教育的探索，给了学校制度之外的选择。教育必须要突破“我们认为社会需要，我就要给你什么，你就要接受什么”的思维。任何一种单一的教育形式都无法满足一个儿童、一个学生成长的全面需要。没有人能够知道一个孩子到底需要多少多少的东西，也无法提供给他所有教育的类型。教育必须是多样化的，就像吃东西，吃多元复杂的会好一点。

　　“孩子适合做什么，他的天赋、能力和爱好在哪里？集体化的学校教育是很难发现和识别的。而面对面的小班教学，可以观察孩子的变化，体察他的爱好、潜力和情绪。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人的自我发现，发现我自己能做什么！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出现的确有它的价值、合理性和必然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院长杨东平(微博)如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在家上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刘云杉认为，当前选择在公立学校外进行自己的教育尝试的家长更多是中产阶级，他们对教育权利的再理解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这是中国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在教育权利上的表达。

　　“‘在家上学’的孩子与在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区别不大，但是与家长的教育背景、视野、职业、家庭收入等有关系。”李新玲表示，“在家上学”的实践者确实需要一定的家庭经济保障，但并非需要花费巨额的学费。

　　虽说“在家上学”得到了一些专家和家长的认同，但他们同时表示，“在家上学”并不适合所有孩子。

　　苇杭书院院长杨汝清认为，“在家上学”可能推动我们现代教育的发展，但不是所有自由自主教育都是好的，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我们必须让孩子认识到学校教育和我们家庭教育是什么关系。他表示，并不赞同让孩子脱离体制教育，完全接受家庭的教育。

　　走向何方？

　　自“在家上学”出现以来，其在国内的合法地位问题一直饱受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的，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

　　《义务教育法》要求孩子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源于此，不合法就成了“在家上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与传统学校教育的对接问题，“体制外”的孩子如果要参加中考(微博)高考(微博)()，学籍又是一个大问题。

　　对比美国，“在家上学”的背后有着完备的法律支持。

　　“在家上学”在美国出现时，曾遭遇强烈的争议。但自1993年起，美国各州先后通过了父母自教自养的法案，确立了“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加之其家校联合机制的成熟，“在家上学”与公立学校之间形成了很好的对接机制：“在家上学”的孩子随时进入公立或私立学校继续学习，而公立学校的设施也向“在家上学”的孩子开放。有些州有“家庭学校”教育法，规定“在家上学”必须完成公立学校的法定课程和考试。

　　“‘在家上学’更多是非制度化的教育。面对新事物，一方面是开放，另一方面也需要谨慎。我们思维中太容易有‘是’和‘非’、‘黑’和‘白’的二分法，但更需要的应该是‘得’和‘失’的分法。”刘云杉认为，我们可能对公立教育有所逃避，但并不意味着“在家上学”就能替代学校教育，也不能用过于浪漫主义的眼光把“在家上学”看成乌托邦。另类学校和体制内学校两个轨道之间如何连接，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刘云杉说，“在家上学”最为理想的设计，应该是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结合。家长也好，社会也好，有充分的教育表达权，在家学习应该学什么，如何学，也需要谨慎面对。“在家上学”应该和制度化学校特征互为补充，而不是替代的非制度化教育，这样才能有一个更为良性的发展。她表示，好的教育，不是看最快的群体拿到什么，而是应该看到跑得最慢的人在这个学校里是不是感到自在，是不是得到尊重，是不是有所成长。

中国网3月12日讯（记者 李昭）教育寄托着民族的希望，关系着国家的未来，百年大计，时不我待。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来自各界别的政协委员，纷纷就老百姓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出谋划策，集智献力。

热点一：教育经费

做好经费监管 向老少变穷地区倾斜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由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等原因，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经过19年的努力，中央财政终于在今年兑现了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承诺。

在5日下午的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曾有委员感性的将它称之为“二十年一盼”。“我当代表委员近20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66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也难掩兴奋。讨论时很多委员桌前都摆着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在21页的“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段话下面特意画上了重重的标线。

在欣喜的同时，很多委员也表示对经费落实并不乐观，“对4%我不是完全乐观。”一向以敢言闻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同时他也提出了质疑，“中央已做了安排，地方能做到吗？上面说了下面没做，有的挪用了，有的玩数字花招儿”。“如何切这块蛋糕，并不简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也表示担忧。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安排约21984亿元人民币，接近2.2万亿。这样一笔巨额经费究竟能否落实？又应该如何支配?在3月7日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做出了回应。

“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应该写入《教育法》”，“4%的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但它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教育经费，它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能不断提高”。

“虽然从总量来说，教育经费增加了很多，但教育薄弱的环节也有很多，如何把教育经费花在刀刃上？”张少春强调，为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投入将在使用结构方面做好设计。从教育种类来看，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加大。从区域来看，教育投入将向老少边穷和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倾斜。

张少春还谈到，要高度重视教育经费监管工作。一方面必须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的基础工作，避免浪费、截留、挪用、虚报教育经费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加强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使用的督导。

“落实4%和使用好新增的教育经费，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把总理对全国人民做出的承诺落实好，把好事办好，把钱花出效益来。”张少春说。

热点二：异地高考

鼓励积极推进 有条件准入

今天“两会”伊始，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同时他也解释，“我们鼓励的是要积极推进，要有条件的准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到一个城市来读书，这个是不可能的，条件嘛，就是城市的承载能力，这个要有条件，另外家长要有条件，家长在这里务工在这里工作，第二个就是孩子得有条件。”

虽然袁贵仁部长一再强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考试的问题，但这无法代替“异地高考”这个通俗说法的流传广度。

“异地高考”政策，让政协委员纷纷发起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表情振奋，“我很高兴看到山东省率先走出这一步，因为农民工子女应该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朱清时认为，各个城市都应该走出这一步，这样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但也有政协委员提醒，异地高考问题复杂，各省情况不同，要在全国推行还面临一些难题，需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认为：“要设一些准入门槛才行，因为任何改革都不能大规模进行、敞开了去做。它是个方向，但需要分阶段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

对于“异地高考”的推进进度，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测算，但要提出什么时间完成”，时间表的“最后实现年限”则由当地政府决定。

杜玉波坦言，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他承认，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为解决“异地高考”难题积极献策，“从操作来讲，有一定的复杂性，地方政府应该对本地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有一个标准，家长是什么人，工作怎么样，多少年，孩子受教育的程度。第二个，就是一个如何甄别，这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当然教育部也有责任，实施之后，北京上海肯定考生就增加，是不是就应该增加这些地区的录取指标。不影响这些地区本来的考生，这么做，这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还存在着诸如“异地高考”的门槛如何设置、如何兼顾本地户籍考生的正当权益、何时开始实施等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诚如杜玉波强调的那样，“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异地高考政策”在经过“专家间讨论，之后递交教育部讨论，再经各部门和各省讨论，然后再上报决策”的过程之后，终归会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热点三：校车安全

校车覆盖是系统工程 鼓励就近入学

2011年11月，甘肃正宁校车事故造成21人死亡；2011年12月，江苏徐州丰县校车事故造成13人死亡……在过去的一年里，频发的校车事故一次又一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强调，校车安全首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政府的重视程度之高，也说明，表面是校车事故，引发出来的却是更为复杂的如何办学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律协副会长施杰自去年开始一直在为呼吁平安校车奔走。“校车安全问题能进政府工作报告，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足够重视，这也是政府注重民生的一个表现。“施杰委员说。今年的政协会议，施杰委员的关注重点之一，依然是校车安全。他认为，校车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仅仅买几辆校车就了事。为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不可盲目并校，而是应根据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否留守的情况，更新现有学校网点；第二，尽快颁布实施校车安全条例，进一步保障学生上下学途中的安全；第三，在推行平安校车的同时，可以大力推行寄宿制度；第四，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在父母打工地就近入学；第五，下大力气改善乡村地区交通落后的现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蓝同样认为校车整顿是一项系统工程，她表示，在确保安全的校车到位前，应当有过渡性措施。只要考虑及时、组织到位，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配套资源，加快立法保证校车路权，制定校车安全技术标准，规划校车运营线路，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校车服务领域，并在税收、融资、贷款等方面为校车经营实体提供优惠和保障，按照“农村优先，西部优先，少数民族地区优先”的工作程序，覆盖城乡的中国校车体系应该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也十分关注校车安全问题，但在政府承担责任方面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校车问题与《义务教育法》不够完善、贯彻的不够彻底有关。现在关于校车问题进行的讨论，基础观点在于校车应该由学校或政府统一配备，但实际上《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学生应就近入学，如果这一点能够贯彻实施，那么除了农村地区以外，义务教育本身是不应该提供校车的，当下对于校车的现实要求超出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热点四：学前教育

政府加大投入 探索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学前教育欠账甚多。2008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47.3%，未能达到“十一五”规划55%的目标。在农村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针对中国的学前教育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蔡克勤曾做过一项调查，“首先是入园贵，现在的学前教育收费，已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程度！”蔡克勤在北京的朋友告诉他，家里小孩一个月上幼儿园的费用要5000多元，“还说这样的幼儿园在北京不少。”而在浙上广等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年收费达10万元的“天价幼儿园”，蔡克勤感慨，“这幼儿园收费都远超过大学学费了。”

何时才能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普通百姓何时能享受到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针对这些老百姓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副主席安信义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远低于国际3.8%的平均水平，虽然国家财政给予了支持，但是对庞大的幼儿群体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加大投入还是首要任务，建议明确GDP与学前教育的投入比，规定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最低比例，鼓励一些省份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安信义说。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曾提过一个提案，也是建议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她表示，为学前儿童做好入学准备非常重要，很多孩子入小学前没有受到最基本的学前教育，最后导致学业失败。但是不同的是，她明确建议仅纳入一年，“我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这个责任，把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系统。但我本人并不主张把整个学前三年都纳入义务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义务教育的意义不光是免费，还是一种强制，对太小的孩子来说，家长还是要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各地的入园难实际上都表现为入公办园难。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认为，“国家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仍需加强，对民办学前教育，要有政策扶持。”她表示，现在南京给适龄儿童发放“入学券”，是个不错的办法，如果试行良好，建议在全国推广。

热点五：民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应消除政策歧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各级各类教育领域”。全国政协委员的分组讨论会上，关于民办教育的讨论也十分热烈。

在全国政协委员、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看来，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整体水平不高，需要出台促进民办教育的政策和落实细则，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对教育投入的热情和步伐，充分调动各种机制和力量兴教办学的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但是实践中，因为政策对投资回报的收紧、行政的过度管理，投资者对民办教育的前景却并不看好，全国政协委员、民生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李学春介绍，自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民办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去年出现了大的拐点，许多投资国内民办高校的境外资本退市、退股，国内很多学校也纷纷被出让。他呼吁教育部采集多方面的信息，进行全面调研，制定有利于民办教育的决策。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也认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不容乐观，一些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限制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包括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地位尚不明确，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制度尚未建立；与公办学校等政策待遇尚未落实；民办高校发展所需配套制度亟待完善。

3月9日，在“政协委员谈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也表示，促进高等民办教育发展，首先应尽快清理相关的歧视政策。

同时针对投资回报的问题，他建议，应该探索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盈利性还是非盈利性，这些问题有些争议，但是要先做起来，先往前推进，有些遗留问题可以在过渡阶段，通过政策去解决，这个还得尊重历史，尊重民办学校初始创办人的利益和贡献。

分类问题做好以后，政府对于民办高校，对于民办教育的政策扶持、财政支持就有了基础和依据。同时，民办学校的法人地位属性以及他的会计制度，一些资产的管理制度，还有税收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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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一家教将于近期为您揭晓！

导读：2010 中国互联网大会于8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这是第一家教首次参加互联网大会，同时也是第一家教新形象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从现场耀眼的广告位，到领导层在多个会场与媒体直播间的演讲，第一家教始终在强调“互联网和教育深度融合，将科学教育进行到底！”的主张。  

                                                          明星企业和部委领导合影
第一家教创始人官涛先生应邀出席2010中国互联网大会，除为尊重其在互联网和教育领域的的长期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工作外，也在于在这个平台上促进行业之间思想，观念，方法的碰撞与交流，在于行业间资源，平台等方面的合作。会上，第一家教得到部委领导和行业巨子的首肯，得到同行的赞誉和支持，得到第一家教人二次创业的精神和思想的提升，经验和资源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