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0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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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听了两堂小学语文课，毕竟是精心准备的市级公开课，无论从上课的流程，还是问题的设置，以及学生的展示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真的没有亏待后面黑压压的听课者。我知道，为了这次活动，参与上课的每个人都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反反复复打磨，这显然是对参与活动人尊重的体现，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活动而高兴。
如今，无论听什么样的课，除非执教者不允许，我喜欢变成听课者和摄像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把课堂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以便回家后反反复复地观看，从而找到课堂灵动得规律来。真的佩服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先生，长年在学校听课，据说写教育学专著时，先生听的课不下于2000堂，这与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天听两节课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辈们在不断地奋进，作为后来人，我没有理由松懈，尽管身体不太灵光，但是，专注于课堂，这似乎成了自己的使命。不知为什么，只要课堂索然无味，我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罪孽感，不能够有所作为，课堂就是典型的浪费孩子青春年华，这是不道德的。
戴维·伯姆先生认为课堂的生命力在于精彩的对话，弗莱雷先生觉得课堂对话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应该是压迫式的，佐藤学认为课堂的生命在于挑战与冲刺，这些论断都要求我们的对话有滋有味，否则，课堂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这两堂语文课，所教的孩子都是四年级的，自然只需要我们的执教者敢于鼓励孩子，目标清晰，任务明确，孩子们是能够与老师演绎精彩课堂的。原因很简单，毕竟这群孩子已经处于小学阶段的中间阶段，他们天真而不羞涩，大胆而不张狂，只要执教者引导得当，我们能够欣赏到课堂有滋有味的对话。
也许是有意安排，也不知道是本能的需要，我发现两堂课尽管上课的人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关注课堂情境的设置，从视频显示，他们在上课前，都用了将近四五分钟的课堂铺垫。自然，目的性非常明确，一方面让孩子尽快回到课堂，另一方面可以更快走进文本。从这一点上说，平日里，许多优秀的教师喜欢提前一两分钟进课堂，严格意义上说，与今儿看到的一样，老师和学生可以更快的进入上课状态，这总比上课铃响了，孩子们才气喘吁吁地进教室，老师才急急忙忙拿着导学案走上讲台，不知要强多少倍。
当然了，课间十分钟，我们应该允许孩子到外面放松一下，老师提前走进教室，不是提前上课，这一点要搞清楚，而是非常流畅地与孩子对话，渐渐地，铃声响了，就算有极个别孩子刚刚进来，也不会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氛围。
我知道，小学生与初中生不一样，他们常常等到铃声响了才想着进教室，有时候，眼巴巴地听着铃声，如果稍不如意，说不定还会在外面闹别扭呢？这一点，年龄愈小愈是如此。
这两堂课，问题的设置都是有层次感的，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孩子们不怎么累，老师尽管紧张得需要看看手表，但是，整个课堂，师生的对话没有因为是公开课，就会失去本来的节奏。一堂课，想要让对话在流程中有滋有味，需要执教者不慌不忙，知道自己什么情况干什么。我发现，两位老师都始终把学生放在眼里，无论哪个角落的孩子，都能够照顾到，不回避问题，一直都作为引导者、鼓励者以及规范提升者而存在的。我知道，后面一大群听课者，这本身就是课堂的一部分，执教者不需要维持什么纪律，可以说，上公开课，执教者不需要考虑什么课堂秩序问题，反而需要给孩子适当地放松。一位老师课前让孩子谈谈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另一位老师让孩子搓搓手，揉揉脸，这些小事儿恰恰能够给孩子亲切感，毕竟大冬天，又举行这样的活动，再加上后面黑压压的听课者，执教者能够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显然，课堂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发现，成功的课堂，那是师生共同智慧生成迸发的结果，事实上，孩子们整堂课都显得热情高涨，没有什么冷场，问题的回答自然会特别的精彩。有人说，这样的课堂，事先有没有搞一些虚假的东西，回家后，问了参与上课的儿子，执教者显然没有预先给什么答案，只是匆匆见了一面而已，可见，执教者、组织者确实下了一番苦功。
我觉得活动的组织者不愧是特级教师，他明白课堂到底需要什么，没有安排执教者上第二课时，而是选择第一课时，这就需要执教者从双基开始，更好地让孩子走进文本，而不是咿咿呀呀地搞一些无厘头的展示。四年级，需要执教者认真把握字词，两堂课都能够关注生字词的学习，无论是读音，还是写法，都能够鼓励孩子想办法记住，同时带动全班孩子去评判，从而提升课堂认字识字的效果。当时，我希望能够检测一下，说不定对孩子的记忆会更明显。但是，在公开课上，执教者都不会把默写环节融进来，都会偷偷地放到课后，这也情有可原，毕竟时间不等人，从老师反复看手表可以判断出。
时下时髦的就是小组合作，尽管孙维刚先生特别反对，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执教者、专家们的行为意识，他们觉得一堂课没有这样的形式，就如一方池塘没有荷花之类的植物点缀一样，缺乏新意。两位执教者也安排了小组合作，他们也明白，这样的合作无非是做做样子，自然设计出来的问题也是特别简单的，往往是问题提出来了，其实就有孩子已经在举手，但没有办法，谁让这是公开课呢？佐藤学先生认为，课堂什么时候才需要小组合作，那就是课堂发生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小组合作才会真正有意义。也就是说，课堂问题的设置需要一定的难度，同时，需要所有学生独立思考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进行小组合作，显然，这样的想法，在公开课是很难把握的。
执教者面临并不熟悉的教学对象，一方面要满足专家领导的口味，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学生能不能思考出像样的答案，更何况这是第一课时，对于孩子们而言，显然是由生疏到熟悉的过程，也就决定了小组合作问题设定的难易程度总是出现偏颇。我们这些听课者能够理解执教者的尴尬，也就不会过分挑剔，毕竟，上一堂公开研究课，那是一件非常考验人的事儿，我们应该抱着宽容的目光来审视一切。
课堂上师生的对话尽管因为小组合作似乎有些肤浅，但是，执教者在展示提升环节，还是体现出自己的职业道德，他们不拘泥于知识本身，而是倾向于如何理解和运用知识，总结知识学习的方法，这对于孩子今后课堂流程对话无疑是有利的。
执教者评价孩子的回答，不是敷衍地说好，而是说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这与以往一些公开课相比，无疑务实多了。我非常庆幸，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本身就是从一线走出来的，如今依旧扎根于学校，这样的组织者给课堂的指引无疑是有实际意义的，不过分追求虚热闹，有利于课堂教学研讨活动学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曾几何时，听公开课，我喜欢记流程以及板书之类的东西，如今，我更多的关注课堂的亮点，想象，如果自己处理这样的环节，该怎么办，如此，常常会有不同的收获，当然了，每每听完后，写听后心得，那是非常自然的事儿，就像今儿写的这篇文章一样，不能够写出点东西，总觉得听课显然不能内化为自己的灵魂。
这两堂课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都选择了拖堂，这在平日里是不允许的，为啥，孩子的课间就那么点时间，如果人人都如此，执教者无所谓，反正下一堂课不是自己上，完全没有必要为放松自我而揪心，可孩子们就是不一样了，他们总是课堂的主角，那一堂课都不可缺，难怪许多孩子对于老师的拖堂耿耿于怀。然而，这两堂课的拖堂，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执教者追求课堂的完整、完美，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老师在时间把握上没有做得好，事实上也很难做好，为啥呢，流程是固定的，但是人是活的，课堂在动态变化中难免会跑偏。
可以说，课堂的对话想要有滋有味，确实需要置身讲台的人一辈子思考，不懈追求，这样下去，你的课堂才会有精彩的对话产生，想到此，我顿觉肩上的担子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