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1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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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家总督学顾问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
周南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教育和价值教育联合会会长
周德藩：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
成尚荣：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王运来：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乐天：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占宝：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
艾瑞克·斯威乐：德国国际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近日，由江苏省教育学会、无锡市教育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无锡新区教育局承办的“无锡教育国际化·新区论坛”在无锡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就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专家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有一条潜在的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解放思想，解放创造力。
我创造所以我生存
数据：专利法实施以来，来自国内的三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只占19.9%，而来自国外的三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到86.6%。
关键词：创新潜能 素质教育 思维方式
记者：创新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
柳斌：创新潜能是普遍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创新的潜质，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人才。但是，个体能不能最终成为创新人才，要看他的创新潜能是不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培育，并且适时地得到了释放。也就是说，这种潜能的培育和释放取决于每个人后天的化育环境和条件。有一位哲人说，生命的特性就在于创造，儿童好问就是创造力的重要表现。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生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创造的行动；又说，我创造所以我生存。我觉得，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激励好、引导好、扶持好这种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创造活力，而不是任其窒息、泯灭，更不应当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记者：您曾经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您认为实施素质教育为创新人才培养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
柳斌：教育界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追求教育的精英化，老是想着铸造一大批神童，这批神童将来都成为杰出人才，都能对经济、社会、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不仅仅扬名中国，还要扬名世界。其实英才是从非英才转化过来的，是从非英才中脱颖而出的。没有非英才，英才也就无从产生。我曾经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有的人与我辩论，你讲素质教育不就排斥了英才教育吗？我的回答是，素质教育不是英才教育，但素质教育为更多英才的涌现提供了沃土。
记者：培养创新人才具有怎样的迫切性？
朱永新：我想从专利申请数量方面谈谈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据统计，1985年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仅为1.4万余件，2007年已有69.4万余件，而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专利的授权有35.1万多件。2007年每8天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差不多相当于1986年全年的申请。专利法实施以来，来自国内的三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只占19.9%，而来自国外的三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到86.6%。
这个是专利问题，但它的背后是教育问题，是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我们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认知风格，几乎都是从学校里开始塑造的。所以当任何一个事物成为现象的时候，当它成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教育的眼光去观察，带着教育的头脑去思考，去寻找它背后的东西。
记者：创新是不是也有一个“度”的问题？
朱永新：教育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不能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从次贷危机中可以看金融创新的教训，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必然，有序、适度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提高金融的竞争力，但过度、无序、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会引发资本泡沫，积累和加剧金融风险。
记者：怎样理解本土文化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的关系？
柳斌：教育之树常青，是因为她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没有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资源，教育之树是不可能常青的，是要枯萎的。但是，在当今发展形势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教育除了要追求本土化、民族化之外，还应当注重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因此，拓宽视野，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国际意识，了解国际法，熟悉国际经济贸易、科技和法律等方面的游戏规则，具有国际交往、国际合作能力的人才，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艾瑞克·斯威乐：经济全球化使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经济问题不再是区域性的危机或问题。我们需要找出解决方法和解决问题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育仅依靠当地或一国的教育是实现不了的。
伟大的创新来自博大的胸怀
反思：一次阅读调查显示，中国人年均读书量4.7册，俄罗斯50册，美国55册。
关键词：人文情怀 理性精神 完整的教育生活
记者：对于培养创造力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柳斌：首先是要重视知识积累。重视知识积累的办法是鼓励、引导学生，甚至包括引导教师和干部多读书、读好书。读书的问题是老生常谈，但对于当前还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我们还是感叹于应试倾向严重，学生负担过重，我们还是靠一套教材和众多教辅资料打天下。真正应该看的、有意义的书籍在很多地方、很多学校、很多家庭还被列为禁书，不让看。看四大名著，在家里会挨父母批评，甚至打屁股，这怎么行呢？！我们要重视读书，但只读教材是远远不够的。一次阅读调查显示，中国人年均读书量是4.7册，俄罗斯是50册，美国是55册，差距太大了。因此，要讲创新就要重视知识的积累，就要鼓励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今天人们心态比较浮躁的环境里，我觉得人之患在于不好读书。
记者：您认为阅读在创新人才培养中起什么作用？
朱永新：教育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在阅读。我曾经讲过几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第二句话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精神；第三句话是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第四句话是一个书香的城市才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人作为人最重要的在于他有精神。人类的精神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就是从读书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文字，如果没有阅读，人类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财富。人类处于不断追求思想和财富的过程中，这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把阅读放在重要的位置。
记者：那么科学精神，也就是理性精神在创造力的培养中起什么作用？
柳斌：提倡理性怀疑很重要，也很有针对性，最重要的是针对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老是唯标准答案是从，即使标准答案完全正确，形成这样一种育人模式也是不利的，何况很多标准答案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李政道讲过一句话：“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他是提倡要提问题的，我非常赞成。因为，学问是思考在其中，学答是记忆在其中。所以想要青出于蓝而“止”于蓝的话，就去学“答”；想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那还是要提倡学“问”。问从哪里来？问从疑来，所以我们要提倡理性怀疑。理性怀疑是科学思考的起点，但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提倡怀疑一切，我们应当提倡理性怀疑、有根据的怀疑。
要强调客观依据，重实证，不搞异想天开，不搞主观唯心主义，不提倡疑人偷斧。毛主席曾经号召大家看昆曲《十五贯》，《十五贯》强调的就是重客观依据，重实际调查。
要鼓励多元思考。思考非常重要，思考较之读书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爱因斯坦曾经批评说，我们老是用考试塞满学生的头脑，难道这种教育方法是聪明的吗？恩格斯讲过，地球上最美好的事物是思维着的精神。从宏观上看，我们现在的教育最大的弊端是重知识积累，不重视思考，所以我觉得鼓励多元思考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大大加强的一个环节。
王运来：提倡质疑精神或者说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耶鲁大学的核心文化是善于思辨。耶鲁大学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讲道：“中世纪的时候曾经产生过这么一种理论，因为宗教、政治原因没有流行开来，正史没有详细的记载。这种理论是这样的……”下次考试，他就考了这个理论，学生按照教授的讲述回答了问题，结果全是零分。教授说：“我说这种理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流行开，而且正史没有记载。为什么我知道得这么清楚，你们不打个问号吗？”
记者：我想各位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创造力与人文情怀、理性精神即科学精神的关系。能否进一步阐释一下？
朱永新：前不久看到白剑峰的一段话：“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才智过人的学者，但是很少有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巨匠。一些人过分关注科研的‘果实’，而忽略了成长的过程；过分关注个人的小得失，而忽略了社会的大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做科学研究，往往急功近利，作风浮躁，甚至欺诈造假。”我们往往过多地重视个人的财富问题，而忽略了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说最伟大的创新来自最博大的胸怀！世界上很多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把科学研究作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他的生活方式，把对人类长远利益的关注作为人生的一个目的。没有这样的境界是很难做出大事业的，做教育研究也是如此。
走育人为本的道路
回望：上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把学生“非恶意并且又有创意的行为”保存起来，有的还放进了博物馆。
关键词：教育实践 教育制度 教育理论
记者：实践对于创新有何重要意义？
柳斌：毛泽东的《实践论》告诉我们，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所以我们要加强教育过程中的实践观点。从书本中学重要，从实践中学更重要。江西省的兴国县和安徽省的金寨县是两个将军县，兴国县很多年轻人参军，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了120多位将军，金寨县出了130多位将军。他们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但是解放以后，1978年兴国县要找一个好的民办教师都找不到，大队里要找一个会计也找不到。前后一对比，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人才还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我们一定要有知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知识用到实践当中去，用实践来检验，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会出人才。
探索生智慧，实践出真知。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想别人不敢想的，你就成功了一半，做别人不敢做的，你就成功了另一半。我们不是说不求人人升学，但愿人人成功吗？那就看我们如何把读书、思考、实践结合起来，走育人为本的道路。
记者：如何实现教育创新呢？
朱永新：6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曾经提出三大解放：要解放孩子的小手，解放孩子的大脑，解放孩子的时间与空间。从目前来说，真正的教育创新，要做到以下四大解放：
首先要解放孩子，从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孩子，让他们不再为分数而活着，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让他们真正地成为自己。目前迫在眉睫的就是要给孩子多样化的教育，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多样性的发展，这是实现教育使命的第一步。
孩子是自己解放不了自己的，必须先把教师解放，把校长解放，把局长解放。
从考试的镣铐中解放教师，让他们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体验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成长、尊严与快乐。
应该让教师与孩子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教育不仅是为未来的幸福做准备，教育生活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
当然还要解放校长，从评价排名的恐惧中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教育，让他们成为教育的行家里手。有多少校长是姓“教”的？有的姓“钱”，要为教师的奖金、学校的发展担心；有的姓“人”，要关心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活得很累，没有时间用心地、真正地去思考教育。
最后还要从升学指标中解放厅长、局长，从对上负责变为对下负责，从对分数负责变为对未来负责。
记者：培养创新人才要注意哪些问题？
成尚荣：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规范与创新的关系。教育需要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当下的教育，对学生规范的要求提得过高，过早，也过急。所谓过高，是指用成人的、模范人物的标准来规范学生；所谓过早，是指当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就用条条框框限制学生；所谓过急，是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规范的要求。规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规范应当为人的解放而存在，为人的个性张扬和创新精神发展而存在，这才是规范的最高价值。此时，对规范的尊重，才是对人性的尊重，才是对创新的尊重。
二是基础与创新的关系。基础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还包括态度、情感等，死守知识与技能是不行的。“知识就是力量”，后面还应加一句“唯有智慧才使人自由”。把打基础的过程也当作创新的过程才是最科学的，只有以创新作为教育的重要思想，学生的心灵才能解放，创新才有可能。否则，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是让孩子“赢”在起点，而是一开始就“伤”在起点。“伤”在起点，最后只能输在终点。
王运来：宽松的环境和创新的氛围是人才成长的沃土，这种沃土最大的育才功能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当属麻省理工学院。“黑客”一词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所说的“hack”行动，当时是指“非恶意并且又有创意的行为”。他们旗帜鲜明地鼓励学生去“搞怪”，去搞“恶作剧”。麻省理工学院把学生的恶作剧当成“创作成果”保存起来，编辑成册，有的还放进了博物馆，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记者：教育时间主要是在课堂，教学质量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影响？
王占宝：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业质量是非常根本的东西。我们必须重视教育规律，重视教育质量。
提高质量主阵地在哪里？在课堂。如果让素质教育和创新离开了课堂，那么研究就深入不了，即使有也是蜻蜓点水。
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把创新当作一个学校的文化品质和学校的荣誉去建设。当创新成为学校的文化、当创新成为学校的荣誉的时候，它就会渗透到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
记者：如何成就一流的教育呢？
周南照：麦肯锡公司把“如何成就一流的教育”的经验总结为：
一个教育体系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它是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好学校能吸引好教师。
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唯一途径是提高教学质量，它对短时间内提高学生学业成就极具成效，一流教师通常会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其专业发展。
学校的优质意味着每一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监督和评估使得学校能持续跟踪它们的教学并加以提高，每一所学校都需要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记者：教育制度的变革对创新人才培养有什么影响？
张乐天：要培养创新人才，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至关重要。国际教育理论界普遍认为，教育制度的创新是教育创新的关键。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国际范围内，人才培养的创新紧紧依赖于教育制度的创新。国际教育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全民教育制度的设置、终身教育制度的确立、国际化教育制度的构建等。
记者：教育理论的创新对创新人才培养起什么作用？
周德藩：教育的创新首先是理论的创新。就教育理论的创新来说，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当今脑科学的进展，人用脑学习的过程便是思维的过程、心理活动的过程，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学习并依赖思维科学、心理科学。人用脑学习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因而教育理论工作者还要学习语言学，然后才有语言承载的内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才能使教育理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当然，教育理论的创新不全依赖思辨，还要靠认真总结本土的实践经验。（本报记者 杨桂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