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19日 星期五
学院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一体化，其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终也是一种文化秩序。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知识阶级即‘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重大事实”是，“他们全 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科举制度并没有实现“理想国”，但却实践了前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科举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是帝制中国社会结构的中枢。就社会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个社会的科举，为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体系提供人才，保证官僚体系运转，巩固了封建皇权；自下而上，科举又是一个制度化的流动晋升的渠道，社会基层的优秀分子，由此可以进入社会精英统治阶层，参与管理国家。社会晋升机制，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科举构成帝制中国的内在结构性动力，它沟通了官民阶层。数世白身者，一登龙虎榜，就可能出将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经书，无缘科场，则可能沦为平民。
科 举不仅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它包含着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的意义。思想层面上儒家经学化，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圣典；制度层面上，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科举制使儒家思想彻底制度化，制度化保证了真理的权力化，它使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围绕科场中心流动，创造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传统最重要的特 征，就是科举，而不是西方历史范畴中的封建或东方专制主义。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做过公正评价。首先，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不断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其次，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与价值和意识形态制度一体化；最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