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3日 星期二
学院“农民工培训”需要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树凯
中国13亿人口，7.4亿劳动力，5亿是农民。而农业为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低于农村劳动力的总人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务工，如何使他们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如何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近些年，政府已深刻认识到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意义，组织了大量农民工培训项目。很多农民工因为参加了培训而找到理想工作，得到了就业机会。
但是，据本人的调查，农民工培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第一，培训程序繁琐，使农民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据调查，有些地方的农民工培训至少要经过12道程序才能完成。如培训机构在得到政府认可指定后，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宣传动员。得到消息且有兴趣的农民工，则可填写培训登记表，由主办机构逐级上报申请开班，批准后向报名农民工发放培训券。培训券的发放采用实名制，登记详细的个人信息后还要按手印确认，这使农民工联想到了凄惨的“卖身契”，挫伤了参加培训的热情。
第二，课程种类呆板，与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存在误差。课程设置多在培训班开设前由各省级主管单位统一规划。这意味着，课程设计是固定不可改变的，办学机构所做的只是按照政府设定的培训“格式”，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放到培训机构中进行培训。有其他发展与学习兴趣的农民工将因不符合“格式”的需要而没有参加培训的机会。如今年某省规定某机构开设钳工课程，那么想学电工的农民工只能望而叹息。
第三，参与机会不平等，不利于全体农民工的全面发展。现有的培训对农民工选拔有严格的标准。如培训只针对闲散的，年龄适当的，有明确就业意向的农民工。换句话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即使有明确的就业意向也不能参加培训;同理，年龄适当的，想通过培训增加自身技能，但不想打工的农民工也没有培训的机会。
第四，绩效评估标准僵化，减弱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兴趣，甚至引起逆反情绪。一般而言，农民工培训的最终审核只与就业挂钩。如一名参加美容美发培训的农民工在培训结束后被推荐就业，此农民工将在一段时间内接到主管单位的定期监督电话，询问其就业状况。倘若他由于推荐的单位不满意而离去，也将受到主管单位盘问。很多农民工反映，参加培训班之后一直被监督，使他们反感。其实，这样的监督与评估，既缺乏公开性，也缺乏规范性。从培训机构的角度出发，这种监督不仅效果有限，而且，由于其本身没有制度化与程序化的规范，没有办法改变培训机构造假。已经暴露出来的培训机构和职能部门合谋骗取培训资金的现象，说明这种方法不可取。
农民工培训的基本问题是：有的地方未将培训作为农民提升综合素质、改善生活的主要渠道，而是狭隘地视其为促进就业的工具。因此，在具体的培训工作中，很多农民工被拒之门外。其实，农民工培训存在的问题根本在于，机制需要转变、农民工主体地位需要尊重。
可喜的是，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尊重农民工、发挥农民工主体作用的重要性，并且从农民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这是一种以“农民”为本的视角。现今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农民工就业选择范围拓宽，以及自主权的提升。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基于农民工的所需所想，建立合理开放的培训机制，人性化的培训课程，尊重农民工的意愿与选择。这不仅可以促进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也可以促进农民工的创业热情。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也是带动就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力因素。
如何更好地尊重农民，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第一，农民自身能力提高，有效表达自己意愿;第二，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且主动创新。在培训工作中，政府应打破运行封闭，让农民参与进来，通过谈判和协调等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对于农民工的管理，将农民工培训的主动权还给农民。总之，农民工应当是培训的主人与主体，而不应当是培训这架机器上随着机器转动的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