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0日 星期六
学院孔子的“仁”到宋明理学的“理”（或“心”），再到现代新儒学的“心”、“性”等。这种范畴的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思想资料上看，孔子的思想资料主要是《周礼》，而宋明理学除孔子著述、儒家经典外，还有道家、佛家的东西。现代新儒学除继承宋明理学的遗产外，还有西学的成份。这不同是思想资料多寡、丰贫的不同，更是社会时代的不同，因为这多寡、丰贫不是从头脑、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变迁提供的。
孔子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礼崩乐坏”，周公那一套不再行于世。孔子虽四处奔走，讲学授徒，也没能奏效。持续到任用法家治国的秦始皇时代，儒学还处于低谷。孔子之被立为正统，是从汉代开始的。刘邦接受了陆贾马上取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建议，拉开序幕，到汉武时代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策略奠定基础。但是，孔学并非像孔子儒家所创立的系统那样被原封接受，而是有一个从礼仪到其社会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它适应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和稳定社会的需要。刘邦刚当天子，君臣关系一如征战中的兄弟，一塌胡涂，是儒臣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才使尊卑贵贱的地位和交往通过法定的“仪”严格确立下来。刘邦之后，到文帝、景帝，礼仪虽有，但孔学不显，黄老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成为治国之道。到武帝刘彻时儒学才超越黄老诸家，成为“显学”。之后，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的兴盛和佛学的崛起。被称为“三玄”的《周易》、《老子》、《庄子》，登上了时代的祭坛。“独尊儒学”的外在束缚不再存在，自由“空谈”的风气油然而起。如果说先秦的儒道互补以儒为主，那么在魏晋则是以道为主，严分亲疏，位主贵贱的礼仪受到双重挑战，它一方面表现在曹操的实践中，如求贤非求德，有才可重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名士们不拘小节，非圣无法的言谈中。
从汉的外在宇宙论到宋的内在心性学，有唐一代是一个关键环节。表面上看，儒、释、道同尊共奉，既始于唐也终于唐，但从深层看，却是封建社会三教合流——合到统治主流的一个开端——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大批经由考试而进入各级政权的世俗地主阶级分子在新的局势支配下，不能再作注经的事业，也不能清谈哲理，而要为新政权的巩固和意识形态的转换作工作。在这种潮流影响之下，鲜有绝世独立的人，于是，塑造了一个儒、释、道互补共济的人格化身— —白居易。旧唐书本传说：白居易“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心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所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花》）云云，不就是宋代祥意甚浓的苏东坡所津津乐道的吗？其实，从此已开了宋学的先声。
宋学之所以能以理学（程朱）心学（陆王）为正统，自有其社会的本身特征的原因。自北宋起，中国形成了权力空前高度集中的绝对君权，已没有别的力量能制约它。于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和“明天理灭人欲”就成了制约君权、训导百姓的不二法门。理学汲取了唐代盛行的佛教，融化在变 “外王”为 “内圣”的张力中。一切 “外王”都只是为了“内圣”，外王便成为次要的了。
新儒学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代的被动、挨打的局面刺激造成的。新儒家尽管利用了西方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思想史粗疏笼统方面进行了改造，使之趋于明晰准确，但他们要求回到宋明理学、心学以“返本开新”，强调可从“内圣”（道德）“开”出“外王”，民主、科学却是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