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02日 星期四
学院最近，连续几遍阅读了刘道玉先生关于教育改革的谈话(见搜狐教育“中国教育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专辑：http://learning.sohu.com/20080927/n259792912.shtml)，很赞成他的意见：“中国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已经不记得刘道玉先生了。所以，有必要把他的简介转录在这里：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我虽长期在中学工作，但对高校改革一直密切关注。记得当时我曾对人说过：现在的大学校长中，最有思想的就是刘道玉。然而，出人意料又不出人意料的结局，他被免职了。他的免职，代表着中国高校真正的改革偃旗息鼓。
二十年以后，这位当年高校改革的风云人物是怎样看待这几十年的“改革之路”的呢？
下面，我摘要转述刘先生的谈话要点（用另一种颜色标示），并结合谈点个人的感受（加括号以示区别）。
刘先生把30年的教育改革历程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0年，拨乱反正阶段；第二阶段：1980年-1988年，教育改革黄金时代；第三个阶段：1989-1992年， 停滞阶段；第四个阶段：1993年以后 发展代替改革阶段。
【熟悉这30年改革历史的人都会得出判断，刘先生的这一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尤其是把93年以后的15年，称之为“发展代替改革阶段”，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这十几年，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快速地发展了，但改革却一直踏步不前。因此，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飞跃。许多过去的老问题依然存在，不少新问题又接踵而至，给人以积重难返的感觉。】
谈到对30年教育改革的评价，刘先生认为，虽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问题重生，积重难返。总的来说，30年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涉及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他引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在《教育的今天、明天》这本书中的论述，引用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总结的教训，指出：“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关于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刘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差距。二是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大学生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却没有培养出多少的高质量、杰出的、世界顶尖的人才。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教育实现真正的变革。
【30年来。教育领域也和其他领域一样，“改革”成了最流行的词汇之一，任何一点改变，都被冠以“改革”的大名，甚至朝三暮四是改革，朝四暮三也是改革，但却鲜有实质性意义的变革。结果“非徒无效，只增弊耳”，教育的改革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试问，如今的教育，除了房子比过去好、规模比过去大之外，各种弊端比过去是多了还是少了呢？相信每个人都很清楚。】
教育的本源问题既然如此重要，真正的改革必须触及教育的本源问题。而什么是教育的本源问题呢？刘先生认为：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一、教育理念。二、教育体制。三、培养人才的模式。
先说教育理念。这里，刘先生谈到了两个方面：首先，什么是大学理念？大学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但在这个问题上，身在大学的许多人却不甚了了。刘先生认为康德所说的 “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才是说出了大学的真谛。
【可是我们的这么多大学，还有哪个可以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呢？还有多少人在那里“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呢？少数想“追求”的人又何尝能“独立地追求”呢？】
其次，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培养人才的理念。刘先生指出，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培养人才是讲“成长”，是以罗素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受教育者的兴趣、志愿、选择，自然的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而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就是中国大中小高等教育特色。我们在人才培养理念源头上都存在问题。
【按照教育者既定的模式塑造出来的“标准化”人才，还能有什么个性和创造性呢？这种理念不扭转，教育改革又怎么能不反复地行走在盘陀路上呢？】
再说大学体制。 所谓体制就是体系和制度的简称，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人们把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称作为大一统的体制，也就是大包大揽教育领域一切教育资源和决策与管理权。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如果说我们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集权制的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
因为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刘先生没有展开来谈。他援引了法国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关于“大学独立”的见解：“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还援引了美国经济学大师中的大师弗里德曼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关于通过教育券制度保证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性的论述，以及他关于“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的观点。指出我们国家的做法与之正好相反。
【了解了国际上关于大学独立、关于政府与教育关系的经典论述，我们更可以知道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何等之远！我们的高校实际是政府机关的附庸，时时都在按照政府的指令开展工作，陷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也不想自拔。唯上是从，唯利是趋，而与“大学精神”愈来愈绝缘了！政府投资教育的责任长期未能全部到位（直到近几年义务教育才实行免费），但经营教育的意念却挥之不去。如此看来，实现教育真正变革的道路可谓是任重道远！】
关于教育模式。刘先生指出：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个是美国通识教育，二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我国现在仍然是专业化的教育。专才教育的弊端大家都知道，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的需要，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他援引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的话，反复论证专才教育的弊端，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他指出：大师不是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启功、钱穆、华罗庚都是中学生，他们都是大师，所以大师不是大学直接培养的。
【钱学森先生对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钱先生的本意，是不赞成我国现在所有大学都进行专才教育，而提倡通识教育。但他的本意被理解偏了，大家没有去探讨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如何变革的问题，转而议论起我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来。对这一场议论，我还记忆犹新。本来，钱先生的话并不令人费解，但何以被曲解呢？大概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事关重大且无能为力吧？不然为什么所有的大学对此均无任何反应呢？倒是有一些学者教授发表过一些急切的言论，称“中国无真正的大学”，呼吁“重塑新时代的大学精神”，但却没见到有能力解决此事者有何动作。而“大师不是大学直接培养的”则是第一次听闻的新见，想来又的确是这么回事。连“通才”都不会培养，却热衷于培养“大师”的诸君当谨记此语。】
关于怎样才能进行教育变革？刘先生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是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而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如何进行改革？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真正的变革，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以见效的。
为此，刘先生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第二、在中央领导下，成立教育改革的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教育家、思想家，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推动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全国教育系统改革。
【这里从根源上指出了我国大学的病根。我国当初开办大学，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培养的是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为了培养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人。解放以后，又搬用了前苏联的专才培养模式，强化了这一功能。30年的改革，又没有触及这一方面。沉疴既久，不下大力气、动大手术自然不能解决问题。两条建议，一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一是从领导上解决问题。都很重要。刘先生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我对此也抱着热切地期待。】
刘先生主要是就大学来讲的。但其基本思想对整个中国教育具有同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许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是实施素质教育，但实行的却是越来越登峰造极的应试教育，乃至于素质教育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是因为这些本源的、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实现了真正的变革，那么，基础教育的真正变革不也将随之实现了吗？
